巴黎公社的特点，就在于作为代议机关的公社又成为最高的权力机关，而且是实权机关，公社不再附属于行政部门，相反行政部门却由公社组织设立，对公社负责，且随时可以由公社撤换。
而民主集中制原则就复杂得多，代议机关与其他机关之间的横向关系只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方面。在总统制之下，总统不对国会负责，国会也不能被总统解散，但总统有权否决国会的立法，而国会也有权以特别多数决推翻总统的否决。
从技术上说，立法权优越的理论体现为政府自不能得到议会的信任时，就应当辞职，在英国这个先例发生于1742年。不过这里重要的倒不是如何注疏列宁这两段话的原意，而是来看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制度的实践。[15] 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董必武的这句话耐人寻味。实际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地位相当于1954年制宪之后的全国人大，它们都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56] 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196页。
因此，董必武所说的议行合一也适用于对1954年制宪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地位的描述。三是使三种机关互相牵制，这是权力的均衡（Balancierung der Gewalten）。[6]在德日行政法上，其往往被称为行政许诺、[7]或行政承诺。
譬如，对于海关行政裁定，有研究者专门就此展开过批判，认为将行政裁定行为作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归类值得商榷，海关行政裁定更加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90]而且，立法上，上述台湾地区《税务预先核实作业要点》第8点规定——依预先核释程序做成之核释，其效力与财政部解释函令同——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实践中，由于非正式行政行为常常游离于合法与违法的临界处，因而它很容易被我们归入到法治落后的序列，从而为人所鄙夷。但是，和早期的自觉行为相比，它们已经开始呈现出被设计的烙印，显露出制度化的雏形。
如上所述，产生行政事前答复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法律不确定性问题，而在历史上，人们习惯于采用行政立法方式来解释不确定法律概念。[35]See Thomas McGarity, Some Thoughts on Deossifying the Rulemaking Process, Duke Law Journal, Vol.41,No.6(Jun.,1992), p.1393. [36] 关于较早的研究文献，See Gerald G. Portney, Letter Rulings:An Endangered Species?, Tax Lawyer,Vol.36,No.3(1982),pp.751-758。
可见，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法上的行政事前答复都只是以一种非正式制度而存在的，立法者连最起码的公开程序都未加规范，就更加谈不上会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何种效力了。[6] See Rogovin, The Four Rs: Regulations, Rulings,Reliance and Retroactivity:A View from Within, Taxes, Vol.43, No.12(Dec.,1965),pp.763-764. [7] 譬如，参见[德]哈特穆勒·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217页。譬如，在德国现行法上，对于行政事前答复的格式，一般都要求采用书面形式，要求行政相对人的约束性请求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又如，在Xerox Corporation v.United States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曾说：尽管信件裁定（letter rulings）没有先例效力，但它意义重大，一般来说，它能够明确税务服务部门所持的立场，并能够说明哪些是美国国税局最为青睐的基本认识。
根据西方国家政府间的经济联合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在日本，税务机关做出的税收事先裁定（private rulings）并不具有法律效力（not binging on revenue body），行政机关也没有做出税收事先裁定的法定期限。如何提高法律规则的行为指引价值，已经成为立法技术上的一大难题。在德国，学者们围绕行政事前答复的拘束力来源问题，曾产生过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其来自于行政事前答复本身是行政处分行为，这主要为理论界所主张。[38] 二、行政事前答复的制度化 耐人寻味的是，和行政法上的所有非正式制度一样，一旦行政事前答复的功效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确认，它的发展便显得十分迅速，凸显出了被制度化的明显轨迹，而这一过程和它的生成逻辑是恰恰相反的，它逆反性地呈现出从非正式滑向正式的倾向。
在解答这一问题上，行政事前答复这一人类交流最为原始的方式，竟然通过制度化的引导，返璞归真地进入了行政法律体系中，成为化解法律不确定性问题的新型手段，并在国内外海关、税务、环保等部门行政法上广为应用，这不得不说是行政法上的一项创举。通过对日本制度的观察来看，盐野宏教授之所以将行政事前答复放在助成性行政指导类型中加以处理，乃是基于税收事先裁定在日本具有特殊制度背景而得出的结论。
现在，它已是行政机关的座上宾。譬如，以与行政事前答复类似的海关行政裁定为例，多数国家的海关行政裁定制度均规定了必要的救济手段，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土耳其、美国共同向贸易便利化谈判工作组递交的海关行政裁定制度草案中，认为成员方应当提供对裁定的复审及上诉程序，这是必备要素。
[22]在我国，近些年来，颇具德性色彩的裁量基准的广泛兴起，同样也是追求理性主义控权方案的集中表现，通过情节细化和格次划分的双重方式，裁量基准为法律明确性做出了不可抹灭的功绩。譬如，以税收事先裁定为例，目前国际上公开税收事先裁定的国家占大多数。[53] 李介民：《税法上非正式行政行为之研究》，台湾东海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94页。[65]而且，直至新世纪，依然有学者态度坚定地认为，在德国，承诺仅仅只具有个案性，其范围仅限于纳税人请求裁定的事项，第三方通常不受保护。现阶段，其非但已经在海关行政法上搭建了基本健全的法律体系，而且在税务行政法上也已有各类制度化的尝试。但是，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行政法不变的是变化。
其二，规定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资质。很显然，这与抽象行政行为难以匹配。
[93]而且，不惟如此，这一立场在实践中也十分常见。在具体的立法技术上，可采用正面例举加负面排除的立法结构对其予以实现。
复议海关受理该复议申请后应将其中对于行政裁定的审查申请移送海关总署，由总署作出审查决定。立法者试图对其进行更为规范化的布控。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其来自于公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这主要为实务界所主张。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3版，第163页。刘磊、熊晓青、周妍：《事先裁定制度研究》，《税务研究》2012年第9期。其三，要求对行政事前答复进行事后公开。
法律实用主义者们认为：法律发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律科学和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和它们一样，行政事前答复作为一种类似的非正式手段，其产生之初也是为了解释法律规范的基本含义，它们共享一个相同的制度背景。
[53]因此，行政事前答复从部门行政法迈向行政法总论的步伐开始挪动了起来。[62]可见，与美国类似，德国法对行政事前答复的制度化之心也是十分坚决的。
[13] See Ronald M. Levin, Administrative Law Pragmatism,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Policy, Vol.37, No.1(2011),pp.227-236. [14] 这集中体现在一种被称为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全新观念中。在行政程序法立法过程中，可尝试以诸如确保行政效率之类的原则性条款做统一部署。
该意见第9条明确规定：税务局应以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为依据，就大企业申请的关于未来可预期的特定事项应如何适用税法予以裁定，提升大企业防控税收风险的能力，推动大企业健全税务风险内控机制。深圳海关自1993年3月便已在其关区实施了《商品税号预归类试行办法》。对此，德国公法学界也不置可否。[86]又如，对于台湾地区《税务预先核释作业要点》第8条规定，台湾学者也表达了不满，认为不仅为外国立法例所无，且国内其他法律亦无相类似之规定。
[64]类似的态度，在德国也并不鲜见，有研究者指出：德国联邦财政法院1987年10月29日判决、1989年12月13日判决、1992年10月9日判决，对于税务承诺行为是否具有拘束力，容或有不同看法。[79]因此，日本作为行政指导的发源地，更加愿意将其认定为行政指导行为。
另一方面，与海关行政法的整体发展趋向迥异，立法层面的努力结果表明，行政事前答复在税法上的制度实践直至今日仍然停留在预约定价领域中，面向较为单一，还没有被广泛地应用到税法其他领域，不足以说明行政事前答复在税务行政法上的制度影响力。譬如，我国台湾地区2004年公布的《税务预先核实作业要点》第8点规定：依预先核释程序做成之核释，其效力与财政部解释函令同。
以美国法为例，这一阶段大概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多。其二，对行政事前答复的作出期限提出要求。